□ 曹雪峰

我是80后南通人。从小涉猎的乡土读物、地方日报里，那个被称为家乡的地方属于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但其实，我这个一直在乡下生活的小囡，到了快要读高中的时候，才第一次进南通城；而且，我们家那个小镇其实离海边还有30公里左右，如果骑着当时的“二八大杠”，我这样的小囡至少要骑上两小时，到了小学六年级暑假才跟着爷爷骑车去一个亲戚家住过一阵子。所以，“沿海开放城市”这个词组里的三个词，“沿海”“开放”“城市”，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要过很久，才在恍惚中渐渐明白这些词的生活意义——它和报纸、课本灌输的概念不尽相同。

就在这个词汇旁边，我第一次看到了北海这座城市的名字——它往往都是这14座城市名单的最后一位。有时候也会好奇，在中国版图的东部海岸线上一个一个去找14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北海却是它们当中位于祖国最南方的。“最后一位”“最南方”，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过来这是中国历代行政地图变化逻辑的外显；只是跟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一样，当时的我更关心：南通在这个沿海开放城市序列里处于何种地位。结果就是悻悻然发现，相比较大连、青岛、宁波、温州，更别说上海、天津、广州，南通的名气确实不算大——北海，当然更不在彼时那个少年的关心范围；没想到，多年后有一天我会帮助牵线策划出版一本跟北海有关的书。

《风从老城掠过：晚清至民国的北海》的作者梁思奇先生是前辈作家。退休前，他主要在媒体工作，曾经先后在北海日报社、新华社广西分社工作。我认识梁先生是最近的事，在不长的相聚里，他跟我分享过20世纪90年代真正做新闻激情澎湃的岁月，慷慨之处让人动容。退休后的时间里，梁先生依旧笔耕不辍，除了青年、少年的回忆，就是对北海这座城市近代史料的爬梳整理，于是有了眼前我们看到的这本书。梁先生撰写的这些小文章，篇幅虽然不长，但是史料扎实，没有信手拈来的道听途说，出版社责任编辑张超兄相当敬业负责，编稿子时几乎每一处都要求作者提供出处，而梁老师也用他提供的图片和资料，证明了他笔下皆有依据。

且不说梁老师的文章写得如何好，因为在我看来，相比较真实，文采都是其次（事实上，梁老师写小说出身，自传性散文集《我的动物故事》即可见他的文字功底）。作为图书编辑，我看到一本书稿，首先要问，这本书的读者在哪里？在短视频横行、AI工具竞相登台的今天，这类考证型文章不论文采多么斐然，论证如何严谨，都显得是“古早”的事物。但如果我们仍然对写作和历史抱有某种信念，我们就会仍然认为这种严肃写作的价值不在于一时风头：它对历史材料的详尽占有保证了我们离真实更近——在历史认知需要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更多材料的支撑无疑是重要途径。

比如，晚清民初两广地区盛行的“卖猪仔”。如果脱离历史语境去看，很容易把这个词汇理解为侮辱性的奴隶贸易。但还原到当年的两广地区的语境之中，作者告诉我们，“卖猪仔”指的是“人像猪仔一样，完全被动无助地被倒手”，在当时成为约定俗成的称谓。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这一现象出现的初期，没有相应的法规管理办法相对应，确实存在诸多乱象，但后来，劳务输出有法可依，对于劳工本身来说，这也是一种通过出卖劳动力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卖猪仔”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劳务输出形式，最终消失于民国初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经济发展，“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工钱提高，向往打洋工的人越来越少”。作为读者，我们只要耐心一点，通篇读完这篇《当年北海口岸卖过多少“猪仔”？》，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历史现象的复杂背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也在规范有序地开展，为促进就业和国际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任何一位对自己所在城市产生好奇，想知道北海何以如此的北海人都应该首先去看一看；推而广之，任何一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居民也可以从中读到与自己城市历史相似的部分，再进而言之，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人也能从这部书读到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城市史部分——我作为南通人，翻读其中的很多篇章就常常能产生同情之理解。所以，我认为这部书的目标读者虽然是北海人和关心北海发展的人，但如果我们的眼光足够宽阔，它的读者也可以是很多关心中国过去与现在的普通人。